◆年2月15日，医院南京路院区收到被征医院的通知后，医院里的物品搬离。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李强/摄
如果说，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华南海鲜市场是风暴的开端，那么距离市场只有十几分钟脚程的医院后湖院区，就是风暴中心。
如今，华南海鲜市场早已归于平静，医院的余波还在持续。这家拥有超过医院是最早接医院之一，也是“受伤”医院之一——截止到3月10日，超过名医护人员感染，其中4名医生殉职，另外还有3名医生病危。
呼吸医院最早接诊新冠肺炎患者的科室，他们最先目睹疫情的早期状况，也承接了大量的救治任务。刘夏（化名）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的一名医生，她说这次疫情带给她的冲击还未消退。访谈中，她多次流泪，透露自己曾看过心理医生，期望能尽快消化这段经历带给自己的阴影。以下是她的口述：
太快了
年12月29号这天，我们科出现了4例病*性肺炎患者，又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华南海鲜市场），这很不常见。从一开始我们就觉得这个病是传染病，不同于每年的流感。病*性肺炎每年都有，但不多见，而且都是散发的。我们平时接收的肺炎患者，多数是细菌性肺炎，像这样聚集性发病的病*性肺炎十几年从未见过。
我们很快就把这4个病人上报了公共卫生科，医院近期也报过。后来我从媒体了解到，医院的张继先主任报的，那个也是家庭聚集性病例，老两口加上他们的儿子，儿子没有症状。
我们直觉判断，这就是传染病，就是人传人。科室有医生接诊了一个华南海鲜市场附近诊所的老板，老板讲，现在这样的病人很多，都是一窝窝地，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传。
1月8号之前，急诊一天只有几十个病人，9号就开始成倍地增长，指数级增长。
开始来的病人都是“汉口花园”这种离华南海鲜市场近一点小区的，后来就是百步亭这样远一点的，再后来，病人分布以华南市场为圆心画圈，半径不断在扩大，不停往外扩。
直到有一天，医院爆发了，已经影响到正常的工作了。我就想，完了，已经控制不住了。医院在武昌，我们在汉口，已经传开了。医院医院的事情，这甚至是全武汉市、全国的事情了。
我不知道华南海鲜市场是不是疫源地，但它确实是个集中爆发地。特别快，特别快，那种指数级的增长，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接诊的这些病人里，不明原因肺炎或者新冠肺炎疑似病例，从一开始占总数的30%，到50%、70%，最后90%，最后基本都是的。
我都没按那个《入排标准》来，那个还要更严苛一点。（见冰点周刊公号2月20日《白皮手册与绿皮手册：新冠肺炎诊断标准之变》）
最多的时候后湖院区急诊科都有多人。我记得当时我有一天问影像科，医院一天到底有多少个白肺？那是一月十几号，他说个肯定有。其实任何一个医生面对这种情况，都知道这是个很不正常的事情。
从一开始到现在没有人来问过我们情况，我很疑惑为什么处在疫情中心的发热门诊没有人来调查。所以，传染病留给大家反应的时间非常短，如果一开始不实事求是，认真地去解决这件事，后面就很难把它控制下来。我觉得这是传染病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科室里医生觉得防护要升级，艾芬主任很保护我们，要求我们戴N95口罩。医院很快允许我们戴N95了。但是后来我们要求穿隔离衣，医院不允许，说怕引起恐慌。主任没办法，就告诉我们，可以把隔离衣穿在白大褂里面。有一个医生是这么做的，因为她怕传给自己的小孩。其实我们很多医生并不是说怕自己被感染，而是怕传给家人。
◆年2月15日，雪中的医院南京路院区里，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李强/摄
当时武汉市还没有提倡戴口罩，我们科室有医生说，他坐地铁时，一车厢很多人都在咳，没有一个人戴口罩。后来我们就不敢坐公共交通了。
哪怕这样，那时我们接收的信息都是，不能说，也不能传，不能引起恐慌，甚至防护也不能升级。
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很悲愤，很无力，非常压抑……
上报
按理说，这些病例都应该上报。但是公共卫生科给我们的答复是，先不上报。
平时我们碰到甲流乙流之类的，都会上报。之前公共卫生科和我们在上报的事情上，是有共识的，大家碰到传染病都会上报。因为我们临床医生特别怕，我们知道有《传染病防治法》，如果漏报了，会被追责。按程序，应该是我们通过电子病历系统上报给公卫科，然后他们申请直报。
但是这个事情不一样，从一开始就是不让说。
后来急诊和发热门诊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太多了，我们甚至想申请一个人专门负责上报这个事情。
眼看着这么多人都是这个病，但报不上去，我们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当时科室有个医生提议，要几个医生一起去找院长和书记，去说这件事。他觉得，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违反了传染病法，我们既不上报，又不隔离这些病人，怎么能让这些人到处走呢？
我们很着急，但是又没有办法。这件事后来没搞成，大家太忙了，也觉得谈了也是无济于事。
我们急诊科平时什么事都见过，心算是比较大。但这件事我真没见过，很多事想不明白。
这个病早期很多都是在急诊死的。病人在濒死的时候，因为缺氧，喘得很厉害，很痛苦。我们医生什么都做不了，也不能插管，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慢慢死去。因为我们急诊留观室有20多张病床，开放式的，很多家属在里面陪护、留观，没有插管的条件。李文亮医生也是，一直没插管，到最后才插，但已经晚了。
这对我们冲击很大。其实危重病人，就算插管，死亡的概率也很高。平时我们会跟家属主动谈这些事情，那时我们都不谈了，高流量吸氧已经算是最高级别的治疗（手段）了，因为这些机器平时并不常备。
呼吸科也面临很大的问题，他们监护室的床位有限。氧气不够，氧压都上不来，呼吸科说不能再收病人了。如果收了，再来一个需要高流量吸氧的，其他病人的氧饱和度就会都降下来了。病人喘气需要吸氧，但我们只能优先重症。只要来新病人，其他病人就会不高兴，因为抢了他们的氧气。
那段时间在留观室，很多经历都颠覆了我们的认知，有太多真实的人性表现出来。
很多家属站在病床边，看着自己的亲人因缺氧痛苦死去。我本来想着病人走的时候，家属会非常难过，是要嚎啕大哭的。因为家属之前是很希望我们尽全力去救病人的，结果他们却很平静，平静到让人窒息，然后不断感谢我们。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觉得解脱了，还是来不及悲伤。在留观室，我们只建议一个家属留下来照顾病人就行了。有的家庭会有几个人陪护病人，有的就只留下个电话，家属一个都不留，他们就会很直白地跟我们说，他们家里还有其他人要照顾，还有小孩儿。他们不能在这个环境里，一个人死了，家里其他的人还要活下来。
其实作为家属来讲，面对传染病的病人，我觉得他们从心理上是很希望自己跟病人隔离开的。一个人走了就算了，万一照顾的人也走了，这个家应该怎么办？
你知道么？我们急诊留观室从来没有像疫情期间这么平静过。包括我们急诊科，平时什么事都见过，大喊大叫的，医闹的。但这一次，医患关系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和谐。
哪怕开始时要自费，那些能进来打针，或者在留观室得到一张床位的人，都觉得自己很幸运了，因为大多数人只能拿点药，在家待着。
那段时间，一开始这些病人的病情都很重，都是所谓的一代和二代患者。病人很多，开辟出来的隔离病房，远远不够。我们只能跟病人说，医院，病人告诉我们，金银潭也住不进去。他们住不了院，就像移动的传染源，在社会上到处游走。
◆年2月15日，雪中的医院南京路院区，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李强/摄
医院也没有办法，好像整个大环境也是一种放任自流的样子，病人就完全找不到出路。真的很可怕，那种看不到希望的感觉让你很绝望、很迷茫。
平时我们出诊，有时候号会很多，不过我们心里总会有这么一个期盼，病人总会看完的。那段时间就觉得永远都看不完，我们知道这是个传染病，知道这样的病人会越来越多。比如说我们今天出诊，发现昨天还有几百个号还堆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时我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太大意义，既救不了他们也安慰不了，帮不了他们。我们科室有些医生，下班后会痛哭一场。
家人病了
我从1月3日就开始住酒店，中间就回过一次家，跟家人吃一顿饭。一家3口在一张桌子上，一个人一个角，就这样吃的。
我那么早出去住，不是因为我对这个病敏感，我相信任何人只要在我这个位置，每天接触病人，都会敏感，那是肉眼可见的可怕。
你只需要去发热门诊现场随便问两个病人，很快就能得出这是个传染病，并且会人传人的结论，不需要深入调查。
1月24日，我住的酒店跟我说，封城了，不能住了。晚上7点多我下班，没吃东西，我发现路边没有卖吃的，饭店全关门了。我只能回家，可发现根本打不到车。
我那时才醒悟过来，今天是大年三十，城市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之前我一直在忙，每天有接不完的电话，往年1个月电话费也就块钱左右，今年1月份是多块。那段时间我朋友圈里都是歌舞升平，和我所处的像是两个世界，很不可思议。
站在大街上，我突然觉得大家在一夜之间跟我同步了，世界静止了，就这种感觉，你知道么？
这个时候我老公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发烧了。
我那时很久没回家了，想着一定要回去，去看看他。但没有车，外面很冷，我就一直等一直等。后来我老公吃了药，体温下降一点，开车把我接了回去。
我老公感染了。我努力保护家人，但还是没有保护到，病*无处不在。老公是重症，氧饱和度最低的时候只有八十几，肝功能也不好。他那么坚强、身体那么好的一个人，突然上个小便都要喘气，说要晕过去了。
我很想去救他，但又无力，没有特效药。当时这个病有人开出了一些药，但这些药到底有没有用都不好说。那时我老公的精神已经垮了，就吃饭还可以。我问了传染病院的医生，他们说这些药基本都会有肠胃的副作用，我怎么忍心让他吃呢。
医院住院，但我没去看过他，工作实在是太忙了，而且我相信我的同事。
我会去看他的（检验）结果，然后跟医生沟通他的治疗方案。其实我想看他，是很容易实现的。我在他很重的时候，去送过东西，放到门口，让护士帮忙拿进去。我不敢看他，怕忍不住哭出来影响他的情绪。
他不停地跟我讲，你不要来看我。万一你感染了之后，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家该怎么维持。全部都是病人了，我们家小孩儿应该怎么办？
同事病了
1月10日，我们科室出现第一例感染的医护人员。她是负责分诊的护士，接触了大量的患者。早期我们连N95都没有，她的防护装备就是工作服和普通口罩。那天我们看她的CT，已经有明显的病变了。
艾芬主任一直都在强调防护。所以我们算是防护做的比较早的，虽然感染的医护人员也比较多，但都不是特别重。如果不加强防护的话，我感觉我们科室会全*覆没，暴露机会实在太多了。
◆年2月15日，雪中的医院南京路院区，医护人员均穿着防护服经过。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李强
有些护士的心理崩溃了，她们近距离接触病人的机会更多一点。我记得有一天，医院让我们登记急诊所有疑似病*性肺炎的病人，当时我们就很高兴，以为这些病人都可以转走，收治住院了。我想着急诊病人已经堆满了，工作不好开展，我就在留观加了两张床，把急诊的病人挪进留观。
结果我刚把两个病人安排进留观，有一个护士就崩溃了。她觉得她们每天去护理几十个这样的病人，感觉病房就是一个*气室。她找护士长哭，说又收了两个病人进来。然后护士长跟我吵了一架，我也很委屈。
我很理解她们，她们跟病人接触多，工作强度很高，神经一直是紧绷的，这两个病人好像是最后一根稻草，一下子把她们压垮了。
其实护士长平时跟我的关系很好的，我们怎么可能吵架呢？但是那时大家的心理压力都接近到了极限。
医护人员感染对士气的影响非常大。医院的另类，因为我们最早接触病人，了解真实情况，就提前做了防护。医院损失严重的，都是其他科室，他们不了解真实情况，没有注重防护。
现在我有两个关系不错的同事还在病危状态。大家都在尽一切努力去救他们，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可能是没有用的。可是对一个40刚刚出头的人来说，你是不是应该尽一切努力去救他？说放弃的那一刻，真的不忍心，说不出口，这是很难的事情。
这个病的病程比较长，有一段时期像拉据战，看病人能不能扛过去，对病人和家属都是煎熬。我特别能理解那些失去了亲人的人，特别残忍。我觉得这种心理上的创伤，需要大家来帮助。
医院那几个走了的医生，他们家人怎么接受啊？他们太年轻了。李文亮的孩子还没出生就没有了爸爸，想到这个我就非常难受。
步入正轨
防护服穿着是很难受，不过能穿防护服的时候，事情已经慢慢步入正轨了。
穿防护服不能喝水、闷，脸上勒得疼，这对我们真的是小意思了。因为现在秩序井然，病人也没有那么多。相对而言，这不是我们最难的时候，最难的时候是1月份，医生精神和心理上是崩溃的。
1月6日我失眠了，我跟我老公讲，我睡不着。
当时我失眠的原因主要一个是我们不能说什么，第二个是我觉得传染病防控不能这么搞。就算外松内紧，内部也没有紧起来。
对待疾病需要科学，对吧？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你不管它，那疾病就不蔓延吗？病*是不会像信息一样可以封锁的，这是我想不通的点。
我们现在很多医生都说，当时要是能够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找钟南山，或者找到一个稍微有影响力的人，来介入这个事情会不会好一点。
◆年2月18日，医院后湖院区门诊大楼。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李强/摄
这段时间工作没那么繁忙，有些时间可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