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士人们对通俗小说的认识和所采取的态度，在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说和小说家的地位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让人感动惊讶。
《新小说》
例如，狄葆贤说：“吾昔见东西各国之论文学家者，必以小说家居第一，吾骇焉。吾昔见日人有著《世界百杰传》者，以施耐庵与释迦、孔子、华盛顿、拿破仑并列，吾骇焉。吾昔见日本诸学校之文学科，有所谓《水浒传》讲义、《西厢记》讲义者，吾益骇焉。继而思之，何骇之与有？小说者，实文学之最上乘也。世界而无文学则已耳，国民而无文学思想则已耳，苟其有之，则小说家之位置，顾可等闲视哉！”[1]
徐念慈也说：“伟哉！近年译籍东流，学术西化，其最歆动吾新旧社会，而无有文野智愚，咸欢迎之者，非近年所流行之新小说哉？夫我国之于小说，向所视为鸩毒，悬为厉禁，不许青年子弟，稍一涉猎者也，乃一反其积习，而至于是。果有沟而通之，以圆其说者耶？抑小说之道，今昔不同，前之果足以害人，后之实无愧益世耶？岂人心之嗜好，因时因地而迁耶？抑于吾人之理性（Vernunft），果有鼓舞与感觉之价值耶？”[2]
狄氏的认识是基于西方尤其是日本的经验，而徐氏提出的问题则的确值得我们思考。
实际上，小说和小说家在近代社会地位的提高，与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士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有着极大的关联。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之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开放通商口岸，协定海关税则，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趁机涌入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俄《瑷珲条约》、中日《天津条约》等相继签订，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天朝大国”美梦彻底破灭，亡国灭种危机摆在国人面前。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政府。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洗劫圆明园，并放火焚烧，使这座经营了一百多年、聚集了古今艺术珍品、综合了中外建筑艺术而享誉世界的皇家园林成为废墟。
一部分开明士大夫有感于国耻，企图借鉴洋人的科学技术来重振大清帝国，“洋务运动”因此展开。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兰州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先后兴办，一时似有复兴气象。
《中国近代史》
然而，年至年的中日海战，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士大夫残存的一点复兴希望最终破灭。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明治维新的日本已经走在了中国前面，除了学习日本经验，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良中国的教育制度，树立新风，培养新人，中国已别无出路。
于是，维新思潮勃然兴起。年，严复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政论，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救亡图存、强国保种”呼吁维新变法，废科举、兴学校成为维新变法的重要诉求。
他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3]
年“戊戌变法”中，康有为上奏说：“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夫皇上既深知其无用矣，何不立行废弃之乎？此在明诏一转移间耳，而举国数百万人士，立可扫云雾而见青天矣。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以中国之大，求人才之多，在反掌间耳。”[4]这些建议还来不及实施，“戊戌维新”百日失败，八股取士照常进行。
《康有为全集》
年“庚子国难”[5]后，慈禧在国内外压力下，实行“新政”。年，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清廷不得已恢复经济特科，并确定次年科举考试中加试中国政史和各国政治、艺学策。
“壬寅学制”“癸卯学制”颁布后，张之洞、袁世凯、张百熙等接连上疏，请求废除科举、推广学校。年，清廷同意递减科举，增加特科。
年，迫于社会压力和形势发展，朝廷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试后，慈禧下诏停科举以广学校，下令自光绪三十二年（年）起，将育才、取才合于学校一途。从此，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封建制度的腐朽，亡国灭种的危机，士人风气的堕落，民族矛盾的尖锐，阶级冲突的复杂，使得整个社会处于空前的动荡和焦虑之中。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在迅速地变动着，原有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处在迅速解体中。
“戊戌变法”以前，维新思想是社会的主流思想，士人仍然梦想着做帝王师，以发挥其在“道统”中的作用。“戊戌变法”失败后，社会主流思想迅速转变，国人多倾向于革命排满。
孙中山曾回忆说：“庚子之役（指广东惠州起义——引者），为予第二次革命之失败也。回顾中国人之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指年广州起义——引者）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6]
《孙中山全集》
年以后，社会思想的变化不仅是急剧的，而且是根本性的，人们的国家观念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个体意识也随之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这种改变对于人们对小说的认识也是带有根本性的。
科举废除后，士人失去了原来的制度依托和文化优势，也断绝了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层的仕途，成为社会上最不稳定的群体。有的转入新式学堂做老师，有的进入官府做幕僚，有的办厂经商做买卖，有的投身新兴文化产业，或开书局报馆办杂志，更有的游走江湖，沦入社会底层。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实已经成为自由职业者。
士人阶层的地位分化使得他们的思想也空前分化，原有的儒家意识形态被残酷的现实需求所解构，他们需要寻找新的思想文化，重构价值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作为新时期各类知识分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