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国际金融报」
编者按：
“9·11”恐怖袭击已经过去了20年。
20年来，曼哈顿下城区经历了漫长的重建；纽约人目睹了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等重大历史事件；美国打着“反恐”旗号发动战争，给当地居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伤害，也给自己留下了巨额开支。
“9·11”给美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纽约是如何在重建中重生的？美国反恐花了多少钱？
《国际金融报》推出“9·11袭击二十周年”专题报道，试图从多角度回顾这一历史性灾难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艰难“重塑”
“9·11”带来的持续破坏远比人们想象中的大。20年来，美国各方社会力量调动资源，对被摧毁的曼哈顿下城区进行重建。然而，即使到现在，这项工作也没有完全完成。
20年来，纽约人目睹了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等历史重大事件，也看到双子塔曾经伫立的地面变成了纪念碑，与此同时，曾经高度金融化的下城区也开始了改变。《纽约时报》称，“9·11”后，纽约变得不再以曼哈顿为中心，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住宅，更加多样化的商业，以及更多的人。
重建
有人说，一座城市是以最高的建筑来定义的。
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高米和米，耗时10年在年建成，取代帝国大厦成为纽约市著名地标，20年前，轰然坍塌，人死亡。
灾难发生后的几个小时，时任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Giuliani)作出了重建承诺：“我们不仅要重建，我们还要比以前更强大。”四个月后，纽约新任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重申了这一承诺。
《纽约时报》称，在一个“容易愤怒”的国家里，城市重建是一个缓慢、蹒跚、多管齐下的过程。几天后，与布隆伯格同时期的副市长丹·多克托罗夫(DanDoctoroff)接到任务，他说，当时所有人都傻眼了，纽约已经几十年没有制定过城市级的综合规划愿景，甚至连个做PPT的人都找不到。
在早期阶段，政府的多个计划被搁浅。直到年，美国工人继续在世贸中心废墟中清除碎片和尸体。与此同时，各方对于如何重建下城区以及世贸中心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计划总是被打断、搁置，随之而来的是延期。尽管最初的计划要求在年9月之前完成重建工作，但政治斗争、财务问题和相关各方之间的法律纠纷导致一再拖延。
20年来，纽约人不断目睹了多个“史诗级”事件，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美股熔断。纽约人等了又等——他们看到双子塔曾经伫立的地面变成了纪念馆。在参观纪念馆的时候，人们必定会意识到“9·11”给纽约造成了多大破坏。
整个世界的贸易中心，七座主体建筑，连同为数百万通勤者提供服务的PATH火车站全部被摧毁，重建车站也成了政客和工程师的主要话题。
从年到年，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项目Oculus竣工，Oculus在拉丁语里意味着“眼睛”，它的建造愿景是希望把流失的人口都拉回来，其钢筋结构的翼形尖端伸向天空，造价不菲。
虽然Oculus被寄予厚望，但它因高成本和施工延误而受到广泛的批评，工期也因此拖延，比最初承诺的时间晚了10年，高达40亿美元的造价比最初高了一倍，今天，Oculus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火车站之一。
曼哈顿下城开发公司是引领重建工作的主要角色，按照该公司董事会成员卡尔韦斯·布罗德的说法，在遭遇袭击之前，双子塔所在的纽约下城区就已经发展了多年，重建比人们想象中要长的多。将通货膨胀计算在内，重建的花费高达亿美元。
改变
修复伤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时间推移，这场灾难给城市产生的影响愈发深刻。
美媒指出，纽约下城区对于金融行业过分依赖，而“9·11”加速改变了这一格局。
“9·11”发生之前，世贸中心就已与纽约整体城市呈现隔绝的形态，世贸中心的主体建筑由7座大楼组成，一期、二期大楼被称为双子塔，主要街道没有端到端的连接，银行和企业高度聚集，商业建筑物空置率徘徊在25%左右。学者称，这是大城市病的一种，即缺乏所谓的“经济多样性”。
《纽约时报》称，“9·11”后，纽约变得不再以曼哈顿为中心，人们认识到曼哈顿下城的生存能力不仅仅取决于双子塔所在的纪念碑和商业摩天大楼，摩天大楼逐渐让位于更广阔的，更具有流动性的社区。
“9·11”事件丧生人数达人，约40%从事金融业。金融服务提供商KBW总部从年开始就设立在双子塔，该公司高级副总裁布鲁斯·戈尔茨坦回忆，事发之后，KBW被迫搬迁到纽约中城区的临时办公室，与一同搬来的法国巴黎银行、Wachtell、Lipton和RosenKatz律师事务所共享空间。
而到了年底，KBW的临时办公场所变成了永久性的，该公司并非孤军奋战，根据纽约市市中心联盟的数据，年，曼哈顿市中心55%的写字楼租户是金融和保险公司。今天，这个数字是30%。
短短几年时间里，许多金融企业都从下城搬到了中城，一些调查受访者表示，这种长期考量是出于对恐怖袭击的担忧。不过，这并没有对下城造成长期损害。
事实上，早在90年代中期，纽约市政府就已将曼哈顿下城重新视为一个生活+工作区，在“9·11”事件发生后，政府吸取了以前的教训，着手推进了地区的商业多样性，随着一波波创业公司的产生，新的租户到来了，科技、广告和媒体公司纷纷涌向曼哈顿下城。
重生
根据一份城市报告，年，下城区有多名居民离开。
然而，下城区很快就吸引了一波新来者。受联邦财政激励措施的驱动，到了年，曼哈顿下城的人口增至40多人，自年以来增长了25%，大多数新来的人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其中许多是袭击发生后留在市中心的大型金融机构的雇员，他们住进了由办公室改建而成的公寓，并带动了周围酒吧和餐馆的发展。
往后的下城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胆、更忙碌。世贸中心一号楼和“9·11”纪念馆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交通系统不仅重建而且升级，一座又一座新的豪华公寓大楼——包括一座由弗兰克·盖里设计的76层建筑拔地而起，那里曾经是停车场、空置地和以前的商业用地。
根据《华尔街日报》对人口普查局数据的分析，曼哈顿下城的住宅也越来越多，自年以来，该地区的居住人口增加了一倍多。据PropertyShark称，自年以来，已有处房产改建为公寓。
对于以摩天大楼为家的人来说，这里逐渐变成了拥挤且嘈杂的地方，由于交通拥堵，曼哈顿下城现在的空气质量和噪音问题堪忧，人们提倡将商业建筑改造成住宅。
纽约市议员杰西卡·拉平(JessicaLappin)表示，推动该地区住宅发展的因素有很多，“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搬到市中心，人们喜欢步行上班，尤其是年轻的专业人士和千禧一代”。
“我们经历了‘9·11’、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现在我们变得更加多样化。”在世贸中心区域开设小型美容院的店主玛丽安娜·巴尔迪(MarianaBaldi)说道，世贸中心不再只是华尔街的天堂，银行家们可以在那里理发、打台球和在酒吧喝自己的波旁威士忌，每一次灾难都预示着重生。
心伤难愈
在恐怖分子驾驶被劫持的飞机撞击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几个小时后，房地产大亨、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唐纳德·特朗普接受了纽约当地电视台的现场电话采访。
恐袭发生时，特朗普正在看电视。看到报道后，他望向窗外，正好看到第二架飞机撞入世贸中心塔楼。
那一天，曾经担任特朗普顾问的主持人马库斯问特朗普，“唐纳德，在年你曾考虑过竞选总统。如果你当时这样做了，如果你成功了，你现在会做什么？”
“我会采取非常、非常强硬的立场。”特朗普回答说，“必须对此采取强硬立场，这简直不能容忍。”
此后数年，当选总统的特朗普提起那场震惊世人的灾难时说：“那一天之后，不仅世界改变了，我们都改变了。”
然而，时间无法完美修复一场彻头彻尾的心灵撕裂。
20年过去，“9·11”恐怖袭击依旧在以不同的方式改变以及影响着美国人的生活。
永远的“伤疤”
英国伦敦盖思皇家圣汤玛斯医学院的魏思理以及他的同事在《英国医学杂志》一篇关于生物武器的文章中指出：“生物武器的目的是通过心理手段，在日常生活中引发恐惧、混乱和不确定感来造成破坏。”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造成肉体死伤的攻击。
“‘9·11’事件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次集体创伤。”哈佛难民创伤项目（HPRT）创始主任、精神病学教授理查德F.莫利卡说，“我们都看到这一恐怖事件出现时，国家层面展现的脆弱性。”HPRT项目负责开展培训和科学研究，并为冲突地区和经历过自然灾害的人提供精神卫生服务。
与许多灾难不同，“9·11”是一个独特的公共事件，这个事件出现在电视直播中，其攻击目标，是人人熟知的地标性建筑，受害者在当时进行着非常日常的活动，他们正在上班、走路，或者坐在那架撞击大楼的飞机里。
这样直接而广泛的强烈冲击，导致袭击事件中的幸存者、目击者和救援人员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几率增加。
在“9·11”袭击发生后的三天内，兰德调查研究小组便开始对美国各地的民众进行民意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令人担忧：44%的人报告了一种或多种极端压力症状。而对于距离纽约市英里以内的人来说，这一比例高达61%。
除了场地管理员，犹他州国民警卫队中校摩根是第一个出现在现场的人。浓烟从大楼的一个巨大的缺口里冒出来。他安抚了一位被吓到目瞪口呆的场地管理员，拦住了一个想跑进去寻找她妹妹的女人。他看到可能和他一样是中校的人，满手血迹似乎已经没了手指，把大楼里的人抬出来，又重新走了进去。然后，摩根就看到墙倒塌了。“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当大楼里的人有序地出来时，他将他们引导到高速公路立交桥的避难所。他把衬衫撕成条，为伤者包扎伤口。鲜血染红了他绿色的B级制服，让他没有戴手套的手愈发粘稠。
“我并不担心我会受伤或被杀，或者有人向我开枪。”摩根说。但当他开进当时位于米尔克里克的街区，看到童子军在街道两旁挂着美国国旗，他开始放声哭泣。
摩根在年1月结束了他近35年的军旅生涯。此后，侵入性想法开始持续困扰他。他会在睡梦中尖叫，不断做噩梦，始终幻想同一种场景：与家人分开，有坏人出现，分开了自己与家人。
随后，摩根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患有PTSD的人往往在经历或目睹可怕的事件后难以恢复。这种病症可能会持续数月或数年，触发因素可以带回创伤的记忆，伴随着强烈的情绪和身体反应。对于某些人来说，它永远不会消失。
“9·11”恐袭发生时，16岁的克里斯蒂娜·洛萨诺正在上课，事发地距离她的高中仅8个街区。她记得学校大楼不断摇晃，随后楼体被碎片击中。
她和同学正在回家的路上，此时,双子塔中的一座塔倒塌。“我永远不会忘记，每个人都在狂奔”。
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洛萨诺难以入睡并且很容易受到惊吓。任何一点噪音对于她而言都像“9·11”那天飞过的飞机一样。她开始变得偏执、焦虑、怀疑自我，最终抑郁。随后，她在大学里寻求帮助，进行治疗。
作为“9·11”事件后的志愿消防员，凯文·麦克斯韦（KevinMaxwell）花了7个月的时间执行搜救行动，他在进行疏通工作的同时，也在搜寻在袭击中失联的消防部门的朋友们。年，72岁的麦克斯韦退休，但他被诊断出患有哮喘、鼻窦炎和焦虑症——这是急救人员和“9·11”事件幸存者的常见疾病。
麦克斯韦是世界贸易中心健康计划（WTCHP）的一员。在“9·11”事件之后，国会创建并资助了该计划，以支付幸存者和急救人员持续的医疗护理费用。
在救援、恢复和清理行动中，超过9.1万名工人和志愿者暴露在一系列危险之中。到年3月，约有名工人和志愿者参加了WTCHP。此项计划展开的调查显示，45%的项目参与者患有呼吸消化系统疾病；共有16%的人患有癌症；另有16%的人出现精神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名项目参与者现在已经死亡，远远超过在袭击当天死亡的名急救人员。
几乎一半的参与者报告说，他们需要持续的心理健康护理来解决一系列心理问题，包括PTSD、焦虑、抑郁和幸存者内疚。研究人员还发现，一些参与者的脑部扫描表明有早期痴呆症状。此前一项研究就显示，参与者的认知障碍发生率约为年长10-20岁人群的两倍。
自我护理“革命”
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公众对PTSD的理解有限，心理创伤仍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精神病学流行病学教授卡雷斯坦·科宁说：“在早期，人们只想到退伍军人会有PTSD”。“恐怖袭击让人们意识到创伤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这并不是自己的错”。
“9·11”事件引发了该领域关于创伤受害者和治疗者自我护理的“革命”。
“9·11”事件的发生表明，一些针对创伤受害者的治疗弊大于利。一种未经测试但被认为具有治疗作用的治疗方法是“关键事件压力汇报”，其中要求人们谈论他们的经历，通常要涉及非常详细的细节。
莫利卡说：“再次诉说这些经历激活了人们的高度情绪唤醒，随后进行的所有研究表明，它实际上会产生PTSD和抑郁症，导致人们患病。”
早在上世纪80年代，HPRT首先开发了哈佛创伤问卷，这是一种著名的心理健康评估工具。“‘9·11’事件的一个重大结果是，作为心理急救的一部分，关键事件压力汇报的方式被摒弃掉了”。
“‘9·11’确实让人们认识到研究有效治疗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对治疗的研究非常重要。”科宁说。
事实上，纽约民众的适应力远超许多专家的预测。
心理创伤学家惊讶地发现，在“9·11”之后不久，PTSD的发病率似乎急剧下降。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SandroGalea博士的团队在“9·11”发生6个月后进行进一步研究时发现，曼哈顿居民中PTSD的发病率已降至1%以下，而那些更直接受影响的人的发病率也有所下降。
研究焦虑和恐慌相关疾病的心理学教授理查德·麦克纳利认为，这表明很多心理学者此前“将普通的压力反应（例如，失眠、愤怒、侵入性图像）误认为是PTSD的精神疾病”。这种误读强调，该领域需要更多地